“最大学化的中学”如何改革？

北大附中的教育改革还在继续吗？这所曾经被认为是“改革先锋”的中学，被贴上了很多标签：选课制度、班级制度、学制制度、“类似大学的中学”……有观察人士认为，北大附中的改革是一次“乌托邦实验”，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北大附中开展的基础教育探索，在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022年3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迎来了新任校长马玉国。现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党委书记，长期从事大学教育和科研工作。但从大学学者到中学管理者的晋升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在新任校长任命会上，马玉国表示北大附中校长一职“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三年半后，他公开表示，目前，北大附中首先在基于学生兴趣的自由探索和升学考试之间找到了更好的平衡点。马玉国是一位普通的科学学者。他更加关注现实以及制约现实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他反复强调，改革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在高中三年的成长。 2025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迎来了建校65周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直是观察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典范。值此校庆之际，副教务长马玉国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马玉国，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本文图片/采访者提供 《高中不是终点》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担任北大附中校长之前，一直在大学工作。从“大学赛道”过渡到“中学赛道”，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马玉国：从2005年回国到2022年，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了17年。从大学到中学，意味着彻底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作为北大附中这样一所特殊中学的校长，我的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不过，也许是因为我是理科出身，所以我一直相信规律，并且basic教育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可循。对于中学来说，每个学校的初始条件不同，后续选择的发展道路自然也会不同。而且，每个进入高中的孩子背后都有另一个家庭的影子。针对个体差异，学校应尽力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实践和指导。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意愿一直是北大附中的传统。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对于大多数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来说，他们必须通过高考才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到了北大附中后，我反复强调，高中不是终点，而只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阶段，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跳板。因此，高中教育需要有效衔接上大学，让孩子顺利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中国新闻周刊》：北大附中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大学味道的中学”，因为改革消除了传统中学行政和任课教师的束缚，实行了“班制转型”。为此，建立了一个书院作为学生的生活社区，配备了学院主管和导师。同时成立学院负责课程体系建设。目前，北大附中是否恢复了传统的师资和课堂设置？马玉国：中学教育阶段应该留下的制度应该根据学生的成长需要来确定，对孩子有利的制度应该保留。近年来，关于北京大学是否大学附属高中将回归传统模式。其实就是一个行政班，或者一个书院，只是组织形式不同而已。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孩子到了北大附中后，他的学业需求和个人兴趣的探索能得到学校足够的支持吗？如何获得？从这一点来看，北大附中的班级制度过去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系，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沟通不畅等。尤其是对于一些不适应这种管理模式的学生来说，高一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班本制下，导师应取代班主任的角色，与学生形成密切的关系，但在意志实践中落实起来却存在诸多困难。高中北京大学附属学院过去将学院和书院设计为两个体系。大学当然就像一个超市。学生去超市选课。学院教师只负责输出课程。在一些学院，导师与学生接触很少，也不教学生。另外，教师的职责和能力不同，对学生成长需求的支持也不平等。这种断层和隔阂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师与其他职业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角色本身是双重的：他们既是教师，又是教育者。教与学是一体的，不可分割。但在当前高校升学科目选择的背景下，从教书育人的务实目的出发，我们不能轻易改变大框架，而是要通过优化。今天，我们已经实施了完整的测量系统。每个导师平均带8-20名学生。我们还规定所有学生导师必须来自自己的老师，保证导师有稳定的课堂时间来充分观察和了解学生，并逐渐与学生形成密切的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导师和班主任的重要区别是什么？北大附中并不想回到“班班+固定班主任”的传统强约束模式，也不想让管理松懈。平衡点在哪里？马玉国：相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师制，导师制的优势在于管理更加灵活。学生和导师之间有两种选择。第一周课程结束后，高一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课程的初步了解自主选择导师。每个主题的爱好者和他们的个人喜好。高二年级根据学生的学科选择安排导师。导师的角色不仅仅是管理者，更是引导者和支持者。大多数孩子只有进入大学甚至进入社会后才能展现更完整的自己。高中是为此积蓄力量的关键时期：吸收知识、培养品格、观察社会，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值班导师将指导学生正确进行这些测量。此类指导应贴近个体，着眼于个体未来的长远发展，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性。事实上，老师的指导体系也给了学生一个理念：导师不会为你包办一切，而是需要培养你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立选择的能力。目前，我们已经初步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既不限制学生参加行政班，也不过于放任。但在今后的实践中，这个平衡点必须不断地动态调整，对教师如何正确发挥导师的作用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此，北大附中将在2024年专门制定《导师能力提升计划》，推出一系列导师实践培训课程。话题包括如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家庭沟通技巧、情绪识别与调节、减压等。 中国周刊：您提到能够做出独立选择的重要性。但它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学校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选择的空间。目前，北大所属高中​​在大学自主权和选课方面有哪些自由度？同时，如何理解边界高中生自由选择的白羊座？马玉国：学院文化仍然是北大附中的一个特色。我们通过学院会议等方式，调动学生的自治意识。例如，格物学院的学生注意到学校的休养安排不合理，尤其是对击剑、柔道等需要长时间换衣服的体育课不够友好。在学院导师等人的指导下，经过多轮研究，学生们提出了详细的改造方案。学院会议通过后，校长办公会议很快进行了讨论，最终做出了安排。在课程方面，有一段“完全自由选择”的时期，每个学生的时间安排都不同。但对于大多数高中生来说，在国家标准课程下，要学习的内容是相对统一的。经过几年的过渡期间，我们对2024年的班级制度做了一些调整：高中9个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选择相同课程的学生和教室将进行调整。换句话说，之前的轮班制“运行着整栋大楼”。安排完毕后，学生们首先按照所在学院被分为不同的教学班级，每个班级都有自己专属的班级空间。九个专业之外的艺术、体育、技术课程和选修课均开放给所有学生，自由选择。通过这种“部分固定”的方式，我们试图赋予课程体系更多的灵活性，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选修课丰富是北大附中的传统特色。目前，有数百门课程供学生选择，如人工智能概论、人工智能概论、人工智能概论、人工智能概论等。参观文艺复兴、探索阿尔茨海默病等。在中学，学生努力寻找并保持1-2个兴趣非常重要。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是，高中三年后，所有的孩子都被“染”成同样的颜色。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冬天去未名湖滑冰。一位老教授主动教我滑冰技巧。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话：“不管你以后想从事什么工作，你应该有一项你喜欢的运动，只是因为你想做。”这样做，不是为了强迫自己去锻炼。“学生可以对自己选择的运动产生粘性，也有更多的机会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运动。在现有的空间内，我们试图在基于学生兴趣的自由探索和高考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我认为没有必要人为地反对和隔离。” 大学时期探索的兴趣入学测试。对于很多找到了自己兴趣的孩子来说，备考高考的动机就是想通过高考获得更好的发展兴趣的平台。近年来，大学招生考试也不断改革。新的糟糕大学招生类型越来越强调开放性和灵活性，而不是死记硬背。我常说：“不要总是贴标签，多做生意”。对于中学来说，最大的“生意”就是以最有利于学生自主成长的方式提供一个舒适、包容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提供有效的引导，学生不断改变认识，认识自由的限度。北大附中科技周活动期间，学校天文社观测了太阳黑子。 《不要让工具控制你的生活》《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小学教育资源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在寻找“免费”平衡点的过程中，北大附中的经验可复制吗？ 马玉国：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平衡点。在教育资源较好的地区，中学教育应该尽量从兴趣出发引导学生，让孩子认识到学习知识不仅仅是为了考试。我曾经担任北大当地招生团队的负责人，看到一些学生选择 所谓热门专业，是为了不在选专业时浪费积分，放弃自己想学的专业。这不仅反映了认知偏见，也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当你有了真正想要追求的人生目标时，你就会明白，高考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和绊脚石。你需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工具，最终成为最优秀的人做你想做的事，而不是让工具控制你的生活。担任校长三年多，我越来越意识到引导学生发现自己未来真正想要努力的方向是小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大学里，大多数学生都有比较明确的人生目标。大学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切资源和工具来帮助学生走出去。中学教育应该尽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到这个目的。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算是成功了。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不管怎么样，北大附中总会处理高考的事情。此前北大附中的改革，主张让学生在高一、高二有最大的空间自由探索，高三再出去备考。高中的ar。这种模式造成高中前两年和高中最后一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加之课程和知识体系分离，高中教师长期负责对高中生进行教学，而高中一、二年级教师则无法晋升。这些技能如何改变？马玉国：老师一整年都在高三，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特别是在“四新”（新课程标准、新课程方案、新高考方案、新教材）背景下，所有教师都要在高中不同阶段进行教学，所以我们重新启动了教师轮换和流动。经过几年的逐步调整，如今，学校每年都有近三分之一的大二教师晋升为大四。高年级教学团队高中实现了新老教师的结合。为了搞好“教书育人”，各学科每周召开1-2次教研会。我们还做了一个更重要的制度调整：建立主科制度。学科带头人不同于传统的教研组长。教研组组长“对课程负责”。学科带头人不仅要对课程、学科负责，更要“对人负责”。从学科群长远建设的角度，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建立合理的梯队结构，如何培养年轻人，如何更精准地配置资源。主要学科体系的底层逻辑是基于我在北大时的学科建设思路。主题头相当于联合国的主题头大学。到了北大附中后，我立刻就被第一批学科带头人录取了，每一个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校对学科带头人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纵向分类统筹规划各学科课程体系，向下与初中衔接，向上与高校更好对接；从整个学科的发展来看，要考虑知识体系的连贯性，这也与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是一致的。二是广纳贤才。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引领变革。我们始终强调一个理念：最重要的是人。如果我们想要做好教育，就必须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北大附中校友返校日、学院文化展示。 “M《中国新闻周刊》：今年高考后，不少家长只要求孩子报“高中转班”。大学与中学培养的错位、脱节一直是国内教育多年来的痛点。近年来，不少中学开始实施职业教育，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探索人生目标、制定学业规划。您如何看待其作用和意义？ 职业教育？作为一名覆盖大学和中学赛道的教育工作者，您对解决大学和中学的衔接问题有什么建议？马玉国：坦白讲，目前大学和中学培训的连续性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存在一些虚假的起义。你提到的“Mra少年班”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有些大学教读者和家长认为，大学和中学脱节的原因是知识体系没有有效衔接，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如今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大学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在不断的烦人。高中“多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更关键的是学科思维的联系。中学阶段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学科的本质，即思考学科的底层方式，避免“教死知识”，使一些学生对学科认识不全面，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的萨格。但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很多问题也没有共同的答案，或者答案不断更新，需要人们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大学还期望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学校将有意识和探索能力。当学生遇到新问题时，他们学习如何将已知问题与未知问题联系起来。从我在大学的观察来看，参加中学学科竞赛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对专业的忠诚度较低。更高是因为通过竞争渠道，他们对中学专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生只有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才能留下来，而兴趣的发现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为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和专业理解，北大附中推出了“寻星”系列职业探索活动，包括职业讲座、圈子讨论、行业咨询等。我们从高中第二学期开始。根据学生选科、选专业的需求，邀请校友或各领域知名人士进行分享r对行业现状和生活选择的思考。高中职业教育有两个切入点：一是指导高二的科目选择，二是指导大学专业的选择。受资源限制，职业教育不可能覆盖所有大学专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规划意识，形成自己的职业理想。我们需要让学生开始主动思考：高中学到的知识与他们未来的专业甚至职业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从高中开始培养职业规划意识是不够的。越往前走越好。如果孩子缺乏自我规划的意识和自主选择的能力，仅仅依靠惯性学习，进入大学后突然面临大量的选择，他就会感到困惑。为了改变这种惯性，系统性的制度支持和需要观念的转变，不仅仅是大中学校之间的联系，昆迪以及大中小学校之间的联系。在不同地区运营的更常见的团体学校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团队通过学校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盟，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课程整合和持续培训。事实上，北大附中自建校以来就一直在探索这种培养体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用“四级火箭”（即“小学-初中-本科-研究生”）来形容这一体系。今天看来，这句话还是相当准确的。大、中、小最理想的衔接应该是每一级带动前一级，让人才培养的“加速”持续不断。回购协议转发者：huosiyi ([email protected]) 编辑：杜伟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